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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鸣的博客

天公不语对枯棋

 
 
 

日志

 
 
关于我

1957年生,198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现为中国银河证券公司上海总部副总经理。出版有《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被调整的日光》等著作,在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拍摄的五集纪录片《北洋水师》中担任历史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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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公不语对枯棋——其三翁同龢  

2009-09-02 11:48:3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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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想访翁同在北京的旧居,却始终没有机会。从前读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书中说:“户部尚书翁同,住东单二条胡同。”又见张謇诗序,“都门二条胡同翁相故宅,后归袁太常(袁昶),太常死于庚子之祸,辗转为城东电局,辛亥二月入都,友人邀住,怆怀有作。”我对翁宅的了解,就只有这么一点儿。1994年6月,我在北京遇到钱钢兄,谈起这个愿望,钱钢兄也大有兴趣,说:“咱们一块儿去找找吧。”东单二条,是从当年东单牌楼——亦即今天东长安街与东单北大街交汇处起,往北排列的第二条胡同,地处喧哗的闹市。钱钢兄说他知道这条胡同,因为这胡同每个院落门口,都贴有一些有趣的文字,堪为北京市一景。他以前办杂志时,曾布置记者前去采访过。我们拐入二条后,他立即指给我看9号院门框上的一副对联:

闲人免进贤人进;

盗者不来道者来。

字迹虽已黯淡,但仍一一可辨。

接着回头看对门10号,门框上也有一副对子:

退一步风平浪静;

让一分海阔天空。

几乎每个院子的门上都有对联,内容皆是防盗和邻里关系,诸如“生人之中有小偷”、“和为贵、忍为先”之类。11号的门楼上,除了写有“生人进院要盘问,目送生人出大门”外,还钉了块小木板,上面用毛笔抄录一份“相邻公约责任书”:

1.法制道德要遵守,粗野行为要不得;

2.水电用费要自觉,损人利己不应当;

3.饲养猫鸟与信鸽,不扰邻里和街坊;

4.临时搭建小屋棚,要和邻里来协商;

5.忍一忍天高地厚,让一让海阔天空;

6.出现矛盾不易解,及时去找调解员。

1991年5月原来,这是里弄工作者的成果。读这些文字是很有意思的。传统文化和近四十余年来的群众工作,如此紧密地融合,定位在残旧的院门上,形成我们这个时代社会史的活生生的一页。回头想想,即便社会治安不尽如人意,但把生人当窃贼防范的悄悄话,写成直率的口号,贴上自家大门,仍然有违礼仪之邦内外有别的“恕道”,也会使善良的来访者觉得不自在,似乎随时被革命群众雪亮的眼睛监督着。这样的过去,全中国的城市居民都是共同走过的,如今在首都市中心的一条小胡同里一一读来,倒也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再联想起户口登记、调解纠纷、大炼钢铁、发放票证、管制四类分子、横扫牛鬼蛇神、向阳院、联防队、查卫生、灭四害、计划生育、选举人民代表……中国特色的社区生活真是色彩斑斓和曲折坎坷,值得回味细思。老舍笔下的旧北京四合院门墙上自然没有这类文字。再往上追溯,19世纪曾经在这条胡同生活了数十年的翁同,曾集杜甫和陶渊明诗句为春联贴在家门口:“盍簪喧枥马,束带听鸣鸡。”这副对联上句出杜诗“杜位宅守岁”。“盍簪”者,见于《易?豫》,意谓“群朋合聚而疾来”,描写日常宾朋之盛;对句出陶诗“丙辰岁八月中于下田舍获诗”,原文作“束带候鸣鸡”。“束带”云云,表现老臣正色立朝,夙夜匪懈,当时人咸以为典雅贴切,故传诵一时。他若是见到家门上张贴这些文字,又会作何感想?

东单二条是条极普通的小胡同,窄窄的,两侧的房子都很陈旧,院门闲坐在四合院门前的大妈上的油漆多半也已剥落,像个历尽沧桑的老人。东口连着繁华的商业街,前些年还是破旧的街面房子,如今忽然被锃亮的不锈钢柱子、五颜六色的装饰板贴面和大玻璃橱窗装裹一新,很有点儿暴发户的洋洋自得。胡同里却依然宁静,行人也很稀疏,间或有几株大树从高高的院墙里探出婆娑的枝叶,给胡同带来清新的凉爽。钱钢兄是记者,有一套与人接近的办法。他不顾院门上对陌生人发出的警告,笑嘻嘻地走进一个个院子,亲亲热热地与老太太们打招呼:“大娘,您好!”被人背后调侃成“小脚侦缉队”的老太太们,或是在洗菜,或是在闲谈,都挺热情地回答:“您好!您找哪家?”“您老是这儿的老住户吗?”钱钢兄说明来意:“我们是搞历史的,想找老住户聊聊。知道咱院子从前住的什么人吗?”“这儿是国务院宿舍。”11号老太太答。来头不小。“不是说现在,是从前……”“从前?听说从前住的是袁世凯的三姨太。”“咱院从前是个奶子府,就是皇上的奶妈家。”13号老太太回答。真想不到,小小的胡同竟有这样的过去。“咱院以前是住一个大官,是谁不清楚,但肯定很有地位,是胡同里最大也最有气派的院子。您想想,这院现在还住着五六十户人家。”15号老太太这样说。15号院引起我们极大的兴趣。“大妈,能看看院子吗?”“您请进。”院子确实很大。前后三进,左中右三路。为了扩展胡同路面,原来的院门前些时候已被拆除,临时用红砖新砌了围墙。中路主体,是座悬山顶的大屋子,屋前有四棵大杨树,一片茂密的树荫正好笼罩住庭院。屋后是幢二层楼建筑,像是鹤立鸡群,突兀在一片平房之上,据说是当年的藏书楼,这在北京的四合院中也是很稀罕的。再后面的建筑,居民们称作“小姐楼”,卷棚顶的平房前,连接了一座六角亭式的抱厦,虽然年久失修,又被住户钉了扇破木门,再加了把旧锁,依然透出昔日精巧别致的秀气。二楼屋檐下挂有“云中之阁”匾额中路与左右路间,有月洞门联结。右路从前有轿房,但左右两路的结构破坏很大,难以一一细考了。我们的参观,惊动了院中的居民,热心的大爷大妈陪同我们一路走,一路介绍,一点没有戒意。一条小狗跟在后面蹦,欢快地吠叫着。违章搭建的小平房几乎占据了院中的一切空地,有的地方狭窄得差不多要侧着身子才能通过,有的地方黑咕隆咚,要慢慢地摸索着前进。在院角某个拐弯处,忽然还发现一对笼中兔子闪着亮亮的红眼睛。北京的四合院,多数都成大杂院了,早已失去昔日的宽敞与恬适,这个院子也是如此,使人产生几许惆怅。但只要细细观察,从窗棂的华丽纹饰、瓦当的精巧雕琢、戗檐的吉祥图案,以及整个院落的总体布局规模和建筑气势中,依然可以看出它当年主人雍荣华贵的地位和钟鸣鼎食之家的礼仪风范。一位老先生说,这院子确实是很考究的,过去在厕所里,还有穿衣镜和壁橱。

这里也马上要动迁了。每家住户的房门上,贴着这样的小条子:

居民同志们:

由于东方广场工程进度的需要,在近期准备拆迁您所居住的住房。请您携带好户口本和住房证,于6月3日以前到北京东方广场工程拆迁办公室(东单二条37号)办理登记核查手续。希望您能给予我们理解和支持。

谢谢!

1994年5月30日胡同里找不到电报局的遗迹。那么,15号院就是翁同稣的旧居吗?我手中缺乏详尽的资料,以供进一步的考证,但我愿意相信,这里就是翁氏旧居。一位中年人告诉我,前年有两个美籍华人来这里踏访过,他们带着一本泛黄的照相册,细细地翻着,说这是他们的老屋,小时候还在院里抓过蛐蛐儿。真是往事如烟了。上溯百余年前,郭嵩焘被遣派出使英国,京中士大夫痛心疾首,斥作汉奸,以为坏了夷夏大防的规矩,湖南同乡中还有主张开除他省籍的。如今又有多少名臣之后,兴高采烈地入了外国籍呢?

翁同龢可称是同光名臣。他父亲翁心存,是体仁阁大学士,先后做过咸丰、同治二帝和诸多亲王的老师。大哥翁同书,官至安徽巡抚。二哥翁同爵,做过陕西、湖北巡抚和署理湖广总督。他本人是咸丰六年(1856年)殿试的状元,也做过同治、光绪两朝皇帝的老师,尤以做光绪的师傅而著名。出入中枢数十年,官拜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户部尚书。在清末,翁同龢权倾一时,后被罢官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郁郁而终。以往国内史学界似乎有个传统,总是从历史事件来进入人物研究。50年代起,中国近代史被分割成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捻军、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等几大块,每一大块中的人物,又依统治者与人民群众、抵抗派与投降派、帝党与后党、保守派与改革派等等政治概念,而定位爱国与卖国、先进与保守、革命与反革命。结果,复杂的历史研究被简化为区分“好人”、“坏人”的儿童游戏。相当部分历史人物被过滤掉了,长期没人搭理。剩下的,则被拔高或贬低、溢美或丑化,然后是翻来覆去的炒作。集中在某些人身上的研究论著之多之重复,令人叹为观止。比方翁同龢,作为长期直接为皇帝服务的高级官员,参与过同光二朝无数重大历史事件,是晚清政坛上举足轻重的大老。他的日记,前后连贯数十年,保存了大量珍贵史料。但学术界对他的研究,是把他定位为甲午战争时的主战派首领和戊戌年间鼓动光绪皇帝维新变法的关键人物而切入的,对他其他时期的活动,几乎很少涉及。对他的父兄,更是难见一篇专题研究的文章。坦率说来,我研究翁同龢的兴趣,也是从甲午战争中的帝后党之争开始的。但我觉得,因翁主战,便把他捧到与所谓“后党”“卖国”相对立的“爱国”高度来歌唱——也仅仅是歌唱其“爱国”——的研究过于肤浅。我将翁同龢的心路,放在晚清“清流”现象中思考,从中看到了传统士大夫在新旧交替时代面前的无奈和徘徊。但“清流”又是社会的良知,他们的呼声,反映出时代的道德追求和传统知识分子的耿耿风骨。无奈与风骨,正是这场历史悲剧戏剧冲突的主题,简单地说“清流误国”,显然也是失之偏颇的另一种极端。“清流”又称“清流党”,是清末政坛上的一个重要派别,形成于光绪年前期。当时,恭亲王当国,倚重军机大臣兵部尚书沈桂芬。沈桂芬是江苏吴江人,干练有识,较熟悉外国事务,以“洋务长才”自居,他与他的追随者,被称为“南党”。沈桂芬主政,以为国家大乱方定,疮痍初平,务求安静,自然钳束士林,不让士大夫多发议论。另一位军机大臣李鸿藻是直隶南皮人,曾当过同治的师傅,思想正统保守,是著名理学家。他与他的追随者,被称为“北党”。李鸿藻入军机晚于沈桂芬,在军机处的权柄也不逮沈,但不甘居沈桂芬之下,便与依附他的朝士,以刚直不阿、主持清议自居。1879年,钦差大臣崇厚在俄国谈判收还伊犁问题,擅自签订丧权辱国的《里瓦基亚条约》,言路交章弹劾,保荐他担任这次使命的沈桂芬紧张得病倒,而“清流”从此崛起。此后,屡屡上疏言事,评议朝政,纠弹大臣,指斥宦官。在短短几年中,连续劾下工部尚书贺寿慈、吏部尚书万青藜、户部尚书董恂等一批腐败昏聩的高官,还敢于为庚辰午门案的护军张目,逼迫慈禧太后更改主张,从而炫耀一时,满朝侧目。尤其在1881年沈晚清重臣沈桂芬、董恂、毛昶熙(左起)的合影。从1869-1878年,他们三人均为总理衙门大臣及兵、吏、户等部尚书。沈桂芬在1867-1881年间,还一直担任军机大臣。

桂芬去世后,基本控制朝议,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在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前,“清流”的代表人物是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黄体芳、邓承修、宝廷等,他们又被称为“前清流”。刘体智在《异辞录》中说,“清流”负敢谏之名,为朝廷所重。一疏上闻,四方传诵。平时谏草,辄于嵩云草堂,为文酒之宴,商榷字句。有张某(按,指两广总督张树声之子张华奎)为之奔走,传观者呼为“清流腿”。其依草附木者,则以“清流靴子”呼之,意谓较之于腿,犹有间也。因而有赀者为“捐班清流”,有佳子弟者为“诰封清流”。由是互相标榜,以跻显贵。既有捷径,则人莫不趋,徒党之众,固其宜也。有人把“清流”称作“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不当权派”,有人把“清流”比作明末的“东林党”,其实都不恰当。从“清流”的骨干成员来看,他们主要是言官,应当称他们是“统治阶级当权派中的非主流派”。“清流”继承了历史上儒家知识分子关心政治、抨击时弊的传统,立论取法于道德、刚直和不偏倚,因而被称作“清议”。但在对外关系上,一些人却昧于世界时势,仍持尊王攘夷之论。按《外交小史》一书的说法,“凡稍谈外交、识敌情者,咸斥之为汉奸大佞,痛诋不遗余力”,显得迂阔和无法实际操作。他们和在第一线操作的官员总是形成矛盾,相互制约。故李鸿章曾十分尖刻地批评说:

言官制度,最足坏事。故前明之亡,即亡于言官。此辈皆少年新进,毫不更事,亦不考究事实得失,国家利害,但随便寻个题目,信口开河,畅发一篇议论,藉此以出露头角;而国家大事,已为之阻扰不少。当此等艰难盘错之际,动辄得咎,当事者本不敢轻言建树;但责任所在,势不能安坐待毙。苦心孤诣,甫将集事,言者乃认为得间,则群起而讧之。朝廷以言路所在,又不能不示加容纳,往往半途中梗,势必至于一事不办而后已。大臣皆安位取容,苟求无事,国家前途,宁复有进步之可冀?

天下事,为之而后难,行之而后知。从前有许多言官,遇事弹纠,放言高论,盛名鼎鼎;后来放了外任,负到实在事责,从前芒角,立时收敛,一言不敢妄发;迨至升任封疆,则痛恨言官,更甚于人。尝有极力讦我之人,而俯首下心,向我求教者。顾台院现在、后来者依然踵其故步,盖非此不足以自见。制度如此,实亦无可如何之事也!1884年的中法战争,是“清流”分化之时。战争前期,“清流”坚决主战,并得朝廷大用,但仅张之洞脱颖而出,转而成为主张洋务的封疆大吏,也就是李鸿章所说“俯首下心,向我求教者”。其余大多铩羽而归,被人看作“光说不练”、“书生误国”的例子,逐渐退出政治舞台。南党人士,则在翁同龢1894年进入军机处后,奉翁为领袖,形成“后清流”,干将为盛昱、志锐、文廷式、黄绍箕、张謇等。在日益深入的民族危机面前,主战还是主和,长期以来一直是“清流”与洋务派的分水岭。问题在于,当时的中国,是否具备了战胜强大敌人的条件,以及如何去战胜敌人?甲午年间,李鸿章主张通过国际调停,解决朝鲜危机,不欲以军事力量与日本决短长,原因有三:一是他明白,该年为西太后六十大寿,不能被一场对外战争所搅扰;二是深知中国前三十年军事制度的变革,不过是一座用“纸片糊裱”的破屋,实际上不足以战胜日本;三是不愿在这种没有获胜把握的决战中消耗自己的实力。

客观来说,李鸿章的考虑符合当时实际情况和官场逻辑。前后三十年的所谓“同光中兴”,引进西方军事装备和教育训练方法,组建了北洋海军,但并没有完成中国军队现代化的任务,尤其是没有造就出一支具有高度国家意识和专业水准的军官群体和具有一往无前的英雄主义牺牲精神的士兵队伍。这种差距,恐怕正是鸦片战争后的一百年里,中国军队在所有对外民族战争中,基本上一触即溃、望风披靡,从无获胜记录的真正原因。人类战争史表明,武器装备的进化决定了战争的样式,火器的出现注定了冷兵器时代的终结。核武器的使用,也使常规战争的理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但这并不是说,装备落后就无法战胜强大的敌人。劣势装备的军队要打胜仗,关键在于军队自身的组织形式和精神状态。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第一次获得对外战争全面胜利的,是抗日战争,但这毕竟是依靠盟军的反攻取得的。而真正打出自己军威的,是50年代初抗美援朝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以劣势装备,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交锋中打成平手,迫使联合国军在停战协议上签字,——当然这是后话。而在1894年,调军队上山海关前线时,据一位家居北京的目击者说,“有‘爷娘妻子走相送,哭声直上干云霄’之惨。”这同成千上万日本人舞着太阳旗,唱着军国主义歌曲,欢送亲人赴战场,恰成对照。该目击者还说:

调绿营兵日,余见其人黛黑而瘠,马瘦而小。未出南城,人马之汗如雨。有囊洋药具(按,指鸦片烟枪)于鞍,累累然;有执鸟笼于手,嚼粒而饲,怡怡然;有如饥蹙额,戚戚然。这样的军队底牌,李鸿章完全清楚,住在二条胡同的翁同龢知晓吗?李鸿章是中国军队现代化的倡导者,在兴办洋务的过程中,耗用了巨额资金,他也一直给朝廷以军队可恃一战的印象。及至战时,却主张妥协和忍让,这自然为翁同龢不能接受。在战争准备、战机捕捉、战役指挥上的诸多失误,李鸿章也难辞其咎。但洋务运动本来就是体制内部的修补,并未触动传统机制,自然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生存危机。若以为只要朝廷上下皆有抗敌言论和作战决心,中国便能战胜日本,恐怕也是一厢情愿的算盘。否则,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岂不是用“爱国主义”的口号便能替代?李鸿章在1864年便发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的呼唤,提出中国欲自强,必须学习西方。三十年后,他却回避与东洋近邻日本决战,他的隐衷,难道就是为了“卖国”?翁同龢是甲午战争时的积极主战派。从7月15日即丰岛海战开战前十天,便已奉旨与李鸿藻一起参与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会议朝鲜局势。他主战的出发点,是相信海陆军尚堪一战。但我们在整场战争之中,除了听他高唱主战宏论,以及在马关议和前力主“宁赔款,不割地”以外,未见其进行实质性的赞划和补救。这说明,作为想辅佐皇帝独振乾纲的“后清流”官员,有心杀贼,无策典兵,不知道如何去迎接日本的挑战。进一步分析,也暴露出整个清政府中枢确不具备与日本相匹敌的具有世界眼光和手腕的政治家集团,比之于十年前中法战争时的决策圈和激扬文字的“前清流”,并无大的长进,这就是翁同龢们的悲剧所在。且翁同龢为人尖刻,自视过高,难以与人共事。马关议和后,兵部尚书荣禄在给陕西巡抚鹿传霖的密函中说:

常熟(翁同龢)奸滑性成,真有令人不可思议者,其误国之处,有胜于济宁(孙毓汶),与合肥(李鸿章)可并论也。合肥甘为小人,而常熟则仍作伪君子,刻与其共事,几于无日不应公事争执。

岂堂堂中国,其欲送之合肥、常熟二子手也。荣禄的话,显然带有他对翁同龢的个人成见,但也从一种侧面显示出当时高层官员对翁的看法。而“清流”前辈,此时闲赋在福州老家

的陈宝琛,也在一首题为《感春》的诗中,含蓄地批评道:

一春无日可开眉,未及飞红已暗悲。

雨甚犹思吹笛验,风来始悔树幡连。

蜂衙撩乱声无准,鸟使逡巡事可知。

输却玉尘三万斛,天公不语对枯棋。


翁同龢无疑是爱国者。但在当时,最保守最迂阔的顽固派,其内心深处难道不也是充满忠君爱国情结的吗?至1894年年底,朝廷对军事局势已陷绝望,决定派张荫桓、邵友廉赴日议和。12月28日,“后清流”健将、御史安维峻不顾个人安危,上疏请诛李鸿章。奏称:

北洋大臣李鸿章平日挟外洋以自重,当倭贼犯顺,自恐寄顿倭国之私财付之东流,其不欲战,固系隐情。及诏旨严切,一以主战,大拂李鸿章之心。于是倒行逆施,接济倭贼煤米军火,日夜望贼之来,以实其言。

又说市井传闻“和议出自皇太后旨意,太监李莲英实左右之”。“皇太后既归政皇上矣,若犹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臣民?”这篇奏疏攻击李鸿章,内容虽然多不切实,但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人对李误国的强烈不满。尤其把锋芒直指慈禧太后,说出了政界最为忌讳的内幕,堪称“后清流”的绝唱。但细想,又属与事无益,大可不必。但比翁同龢的另一位门生,吏部侍郎汪鸣銮攻击“西后于穆宗则为生母,于皇上则为先帝之遗妾耳,天子无以妾母为母哉”的立论总算高明。安维峻的这番高论,使得怯懦的皇帝感到震骇和忧惧,决定将他拿交刑部治罪,经翁同龢极力劝说,改为革职发军台效力。据说恭亲王奕当日病假,不在军机。假满入值,指斥同人说:“此等奏折,归档了事,何必理他?诸公是否欲成此人之名?”而安维峻确也载名而去,“访问者萃于门,饯送者塞于道,或赠以言,或资以赆,车马饮食,众皆为供应。”著名镖师,北京源顺镖局掌柜大刀王五还亲自为他护驾,陪同前往戍所张家口,“都统以下皆敬以客礼,聘主讲抡才书院”。可见清议的社会声望和市场价格——刚直与爱国也是可以名利双收的。翁同龢此时百感交集,又无能为力,恰好次日家中所畜一鹤飞失,特仿后汉戴良《失父零丁》帖,作《失鹤零丁》。他在日记中写道:“是日事简,闲步东院,一鹤既去,因作零丁帖求之。得于海岱门外人家,白金八两赎归。”曾朴小说《孽海花》第二十五回,说章直蜚、闻韵高(即张謇、文廷式)“出了十刹海酒楼,同上了车,一路向东城而来,才过了东单牌楼,下了甬道,正想进二条胡同的口子,……忽望见口子外,团团围着一群人,都仰着头向墙上看,只认做厅的告示,不经意的微微回着头,陡觉得那告示有些特别,不是楷书,是隶书,忙叫赶车儿勒住车缰,定睛一认,只见那纸上横写着四个大字:‘失鹤零丁’。”讲的就是这事。书中还收录了“失鹤零丁”的文字:敬白诸君行路者,敢告我昨得奇梦。梦见东天起长虹,长虹绕屋变黑蛇,口吞我鹤甘如蔗,醒来风狂吼猛虎,鹤篱吹倒鹤飞去。失鹤应梦疑不祥,凝望辽东心惨伤!

诸君如能代寻访,访着我当赠金偿。请为诸君说鹤状:我鹤蹁跹白逾雪,玄裳丹顶脚三截。请复重陈其身躯:比天鹅略大,比鸵鸟不如,立时连头三尺余。请复重陈其神气:昂头侧目睨云际,俯视群鸡如蚂蚁,九皋清唳触天忌。诸君如能还我鹤,白金十两无扣剥;倘若知风报消息,半数相酬休嫌薄。无疑,翁同龢在文中流露出他对辽东战场清军失利的关切,但这毕竟是访鹤的游戏文字,以翁同龢地位之尊,在国势危急之际,不在军机处谋划补救,却用街头大字报的形式来抒发情感,还是太戏剧化了些。所以《孽海花》中的闻韵高叹道:“当此内忧外患接踵而来,老夫子系天下人望,我倒可惜他多此闲情逸致!”更有人作对联讽刺说:

翁叔平两番访鹤;

吴清卿一味吹牛。

完全把他同“前清流”大将,时任湖南巡抚,自请出征辽东,得翁支持,带着大批金石字画和一枚“度辽将军”汉印上前线,又在田庄台大败而逃的吴大一块儿嘲笑了。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第一乐章,是仿效器物层面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提议者为林则徐、魏源,推行者为李鸿章、左宗棠等在一线工作的地方领导人,具体操作者多为捐纳出身的商人买办。中枢虽有慈禧太后、奕的支持,却未得到上层知识分子的关怀,甚至为羽毛洁白的士大夫所不齿。这就造成新旧嬗递的年代,思想界与操作层的完全断裂。激进的知识分子虽然大谈经世致用,其实也不过是清谈而已。实在说来,仅凭嘴上“爱国”,却不能在马背上治国平天下,确是于事无补。但仅重视器物层面的变革,而不注重人格精神的培养,依然驱使不了器物。在洋务官员和清流士大夫这样两大对垒阵营的折冲较量中,高级知识分子的后知后觉,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前进的负面影响显然更大。从小在欧洲留学,精通多种外语,又在张之洞身边做了约二十年幕僚,被认为是清末民初有名“怪人”的辜鸿铭,1910年用英语在上海出版了一本书,叫做《清流传:中国牛津运动逸事》(TheStoryofAChinaOxfordMovement)。他在书中将“清流”比作19世纪30年代英国基督教圣公会所发起的反对宗教中的新教倾向、主张恢复天主教思想和惯例的“牛津运动”,称其为传统的儒学反对西方和科学技术进步的保守主义思潮,宗旨是“号召全国遵照孔子的教义生活得更为严格”。尽管他将北京的翰林院比作牛津大学有点儿不伦不类,但他在宣统二年即对“清流”进行中外文化学上的比较研究,还是很值得我们参考的。他坦承“中国的牛津运动主要是反对李鸿章——中国的帕莫斯顿勋爵”,称自己是最后一个“清流”,“是我们队伍中唯一的仍然绝对相信我们的事业会取得最后胜利的人,相信中国的文明会战胜欧洲的进步和新知思想。”这就把“清流”的指导思想和局限性概括得十分明确了。在“清流”大盛的年代,辜鸿铭其实并未被人当作“清流”,但到1928年,他在北京大学做教授,依然拖着细细的辫子,倒使人对这位老夫子刮目相看。

翁同龢政治生涯中最大的一个谜,是他的突然从政坛上被开缺。甲午战败对翁同龢的刺激是十分巨大的。其后,他参与了总理衙门对德国强占胶州湾的交涉,再一次看清了弱国无外交的悲剧,这促使他鼓动皇帝变法。他以师傅的身份向皇帝举荐了康有为。到了1898年春夏之交,变法之风在北京极为盛行。康有为的主张颇得皇帝的欣赏。然而,就在皇帝准备摁动变法的按钮时,翁同龢却与皇帝在一些问题上产生冲突。他在日记中记载了这么件事:

5月26日,皇帝向他索取康有为的《日本变政考》,翁答:“与康不往来。”又说“此人居心叵测”。皇帝问:“前此为何不说?”翁答:“臣近见其《孔子改制考》知之。”次日,皇帝再一次问起了康有为的书,翁同龢又如昨天一般作了回答。皇帝当即发脾气了。翁同龢说:“可以传总理衙门通知康进书。”皇帝不同意,“发怒诘责”,要翁告诉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传知康有为。翁又说:“张荫桓天天觐见,皇帝可以面谕。”皇帝仍不同意,翁同龢只得在召见结束后传知张荫桓。翁同龢与康有为的关系,我们现在所知的,一方面是翁同龢日记中的内容,一方面是康有为梁启超的吹嘘,两方面的说法大相径庭。究竟如何,还需再作研究。但康有为的“孔子改制”学说,否认传统所称孔子“述而不作”的说法,认为《春秋》及其他儒家经典,都是孔子采用假托古人的方法,创作出来的社会政治思想,目的是为当时和后来的统治者立法。以及他说孔子是布衣,“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言下之意,他康某也可以托古改制。这对翁同龢来说,则是显然不能接受的。在康有为看来,只要能推动中国社会的变革,政治上可以不择手段,学术上重新包装孔子又有什么不可以呢?而翁同龢毕竟还是传统知识分子,对康的异端思想,自然不能容忍(另一位军机大臣孙家鼐也说康有为“才华甚富,学术不端,所著《孔子改制考》最为悖逆”)。联想到翁同龢最初阅读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后作的评语:“真说经家一野狐也,惊诧不已”,即可看出两人的区别。而翁同龢对于变法,还停留在“体用”层面,远不像后来一些学者评价的那么高,这也可以用他在政治舞台的最后言论来证明。6月11日,皇帝在召见翁同龢时,谈到慈禧太后读了御史杨深秀、学士徐致靖所奏国是未定的奏折后,表示今宜专讲西学。皇帝还马上用笔写出某某官应准去读书。翁同龢回答称:“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这天,朝廷发布翁同龢亲笔所拟圣旨,亦即宣告变法开始的“定国是诏”。其要点是:

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实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这道上谕的关键,其实就是翁同龢所说的“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与张之洞所表述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异曲同工。而具有实质性的变法内容,仅是创办京师大学堂。与康有为所主张的激进变法,相差甚远。12日早上,皇帝与军机大臣讨论在宫内接见外国使节,翁同龢再次表示反对,于是“颇被诘责”。双方还就对张荫桓的看法问题展开长时间的争论,最后不欢而散。13日,皇帝命于6月16日召见工部主事康有为、刑部主事张元济,道员黄遵宪、补用知府谭嗣同着送部引见,并命总理衙门查看举人梁启超后具奏。14日中午,翁同龢从城里参加了皇帝与军机处的议事后赶到颐和园,慈禧太后嘱他先去吃饭。一切都是平静的。15日是翁同龢的生日。早上他来到颐和园的军机处值庐后,太监突然通知说,翁某不必进见。这就异乎寻常了。看着其他军机大臣进入皇帝处理政务的殿堂,翁同龢意识到肯定有重大事情发生。他独坐着,望着窗外的沥沥雨丝,把五匣文件整理好,交给苏拉(服务人员)。同僚退出后,他读到光绪皇帝的谕: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近来办事多未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本应察明究办,予以重惩,姑念其在毓庆宫行走有年,不忍遽加严谴。翁同龢着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特谕。翁立即离开值房回休息处,然后请军机章京代撰谢折(被皇帝开缺了还要感谢)。军机大臣刚毅、钱应溥、廖寿恒前来看望,翁同龢穿上正式官服与大家告别。由于明天还要向皇帝磕头,他在颐和园留宿一夜,晚上,与三位军机大臣“痛谈”。16日早晨,康有为在颐和园仁寿殿受到皇帝的召见,被任命为总理衙门章京。李鸿章来看望翁同龢,三位军机大臣退值后也来谈话。午后,皇帝起驾回宫,翁同龢急忙赶赴宫门,在道边磕头。皇帝注意到了这位花白头发的老人,“回顾无言”,翁“亦黯然如梦”,他与皇帝的最后一次见面就这样结束了。翁同龢对于自己的政治生命就此完结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整个朝野也为之震动。通常认为,翁同龢的被逐,是后党破坏变法的一个步骤,是慈禧太后强迫光绪颁布的上谕。也有人发现,变法在翁同龢被逐后,反而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故推测是皇帝为了变法而被迫与太后达成的一笔交易。大家都以为,光绪在刚刚宣布了“定国是诏”后的第四天,就痛失股肱,从某种程度上预示了变法后来的失败悲剧。

几年前,历史学家孔祥吉先生从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档案中发现,开缺翁同龢的上谕是光绪亲笔所拟,这在当时是异乎寻常的。因为通常谕旨都是军机处“票拟”,而太后的意见,则用“钦奉懿旨”的方式发布。孔祥吉指出,迄今为止尚未发现光绪亲政期间有任何一条笔谕旨,是慈禧太后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德宗的。而变法期间光绪亲拟的上谕,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如9月4日对违抗谕旨,阻挠上书的礼部堂官怀塔布、许应革职惩处,对敢于上书言事的礼部主事王照超擢四品京堂之谕;9月6日任命谭嗣同等四人为军机章京之谕。这些亲笔谕都强烈地体现了光绪本人的意愿。这样,自然就引出了另一个相反的结论:把翁同龢从身边赶走是皇帝本人的主意。皇帝对自己的这位老师,已经厌倦了,觉得他碍事了,不需要了。1898年春秋之际,北京政坛扑朔迷离,变化多端。翁同龢与他那有二十三年师生之谊的皇上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冲突,使得光绪在变法伊始,非要用如此决然的手法和严峻的语气,将他开缺呢?起码可以用些“年老致仕”的和缓措辞吧。翁同龢被别人认定为帝党的头号人物,皇帝是否认这个账?天性懦弱而又极想有所作为的皇帝,其实有时做事也很刚愎,他与谁共谋了此事?慈禧太后事先知道这一重大人事变化吗?有人猜测,是翁同龢对于变法的态度出现退缩动摇,明哲保身,致使皇帝对他产生不满;有人怀疑是新党内部的倾轧;也有人认为,甲午之后,李鸿章淮系败落,翁同龢以帝师而兼枢密,成为京中最有实权的大老,翁的性格和处世方式不仅使得高层人物对他不悦,连皇帝也难以忍受。由于以往的历史研究只讲人物的政治倾向,而从不论及人物的性格,所以翁性格上的缺点一直没有被史家重视。金梁《四朝佚闻》谈到翁同龢时曾说:

翁好延揽而必求为己用,广结纳而不能容异己。沈(桂芬)李(鸿藻)王(文韶)阎(敬铭)初皆交好,终致参差。即与潘祖荫同直,亦不免意见。至于礼(世铎)庆(奕)荣(禄)刚(毅),更久为所轻,故遇变乃争下石焉。这些方面的人际关系确实值得引起重视。可惜我们对此知道得实在太少,自然难以确切地说出翁同龢被黜的原因。另外,还有一点也是清楚的:政治残酷,官场无情,天威难测,任何人都能成为牺牲品。翁同龢服官一生,教育过两个皇帝,到了六十八岁,依然在劫难逃,这可能真是天数。呜呼哀哉,尚飨!

从地图上看,翁府所在的二条胡同与李鸿章在京行辕贤良寺在同一街区(参《半生名节》篇地图,18、19页)。步行而去,不过十余分钟。这个街区北面的金鱼胡同,随着昔日神机营旧址的拆除和王府饭店的耸起,已经成为北京市中心最为高级的地段。神机营西侧的贤良寺主体连同李鸿章故居西跨院,现改造成为校尉小学。街区的西北角,著名的东安市场正在重新改建。群楼巍峨,车水马龙,一片新城区的繁华景象。街区南部,南起长安街,北到协和医院,东起东单北大街,西至王府井大街这样一块占地约十公顷的区域,便是香港实业家李嘉诚麾下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投资二十亿美元建造的东方广场。按照设计,东方广场是一幢集商贸、办公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大厦。东西宽四百米,楼高八十米,总建筑面积八十五万平方米,相当于人民大会堂的四点七倍。目前,除了王府井大街南口的美国麦当劳快餐店外,整个区域包括东单二条和王府井新华书店均已夷为平地,而各方人士为了这个北京心脏地带的建设项目,又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议。时间已是20世纪末叶了。中国历经了重重曲折和磨难,面临的也不仅仅是前工业社会器物层面的更生和政治集团的争论,中国人又回到了讨论人与现代化,人在未来社会中与自然、与环境的和谐这样一些形而上的哲学意境中来。站在翁同龢、李鸿章们曾经生活过争执过的土地上,检讨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我们的眼光应该更加深邃。

附记

东方广场如今早已落成。广场一层和地下的“东方新天地”,是北京青年人追逐时尚的地方。记得2001年底,三联书店曾在“东方新天地”的“热带雨林餐厅”举行过一次作者联谊会,我看到许多著名老作家、老学者端着卡通式的自助餐盘子,在布置着各种趣怪动物模型和假树假景的餐厅里穿梭,就忍不住发笑。而书店选择“热带雨林”聚会,本身也显示出它与时俱进的勃勃生机。广场地面,那一堆方方整整、把容积率使用到极限的建筑群,常常是知识分子批评的话题。广场中央的东方君悦大酒店,是北京目前最高档的超五星级宾馆。酒店最迷人之处,是地下二层的超大游泳池。在人造星空下,1500平方米的碧波连同真真假假的棕榈树和沙滩,给所有的休闲者营造了一个难以忘怀的梦幻世界。

东方广场的拆迁工地(1994年摄),画面的近端是王府井大街南口,远端为东单路口,东单二条胡同已经夷为平地东方广场东侧就是从前东单二条的胡同口,翁同龢故居已不可寻。建筑物后面露出来的大屋顶房子是协和医院,其南面的路名是东单三条姜鸣2003年摄

最近,孔祥吉先生又从日本外交文件中发现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与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的秘密谈话记录:

窃思本事件,系清国政府内有某种变动之兆候,遂于当天本使访问张荫桓,兹将所闻,概记如下:

翁氏免官,其原因之来甚远,先年日清战争主张开战者,即是此人。该事件以来,清国多灾多难,尔后,翁所主张之诸多政策不合时宜,又由于翁氏在清廷内部往往被视为专权骄恣。此种状态渐为积累,遂导致此次结果。

又关于近期德国亨利亲王谒见一节,翁坚拒皇帝与之进行握手之礼。而皇帝采纳其他革新派的意见,当日果然行之。于是,翁对皇帝大放怨言。另外,当外使来访之际,大臣应该陪食飨宴,而翁又拒不出席。翁对诸事之意见都被排斥,其愤怒之心显诸行迹。诸如此类,又成为被罢黜的主要原因云云。

这条新史料,把翁同龢被贬斥同5月下旬接待亨利亲王的礼节争议乃至罢宴直接联系起来,虽然只是张荫桓的说法,但翁的态度和上谕所说“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是对得上的。但是否就是翁氏被开缺的原因,还需继续研究。

2003年10月31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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